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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經濟

人工智能,應該有道德么?

徐瑾:科幻電影場景正在變為現實,人類社會準備好了么?從數據的隱私安全到個人的職業保障再到階層的重組,都在接近轉折點。我們并非手握答案,提出關鍵問題是第一步。

經典科幻電影《銀翼殺手》中,背景是設置在2019年。電影中,這個年份已經出現一種復制人,他們與人類幾乎一致,無論美麗的外表還是機智的判斷力,甚至對愛的感覺、對暴力的嗜好也一樣。當然,還有追殺這些復制人的殺手。

復制人渴望成為人類,這應是死罪么?如果有殺手機器人,應該追究誰的責任?《銀翼殺手》核心,其實已經涉及了一個關鍵問題:人工智能即AI,應該有道德觀么?如今,對比科幻電影,在現實中,我們已經到了過去看起來很遙遠的2019年。上述問題,其實還是沒有妥善答案。現實中,阿里巴巴發起的研究機構羅漢堂于2019年6月25日提出了“最關乎世界未來的十大問題”,有人稱為“世界終極十問”。

未來十問

完整十問如下:

1、我們是應該先控制風險,還是先迎接數字技術?

2、數字技術會擴大鴻溝,還是會讓世界變平?

3、數據是誰的?誰是真正的受益者?

4、數字技術會讓更多的人失業,還是會讓工作時間更短?

5、誰是平臺經濟的受益者,是所有參與者,還是少數平臺公司?

6、治理機制要如何改變,才能適應數字時代?

7、金融服務在越來越平民化的同時,會不會引發更多的風險?

8、數字時代全球化會走回頭路嗎?

9、人工智能該不該有道德觀?

10、大算力和大數據,一定會讓我們離真相更近嗎?

這些問題,其實沒有標準答案。即使有6位諾獎得主加入的學術委員會討論,也不意味著有一致結果。

這些問題,看起來和我們的生活也許不直接相關,其實卻觸及了時代緊急而隱蔽的變遷。科技在飛速迭代,但我們的靈魂和社會,卻沒有同步進化。這種技術與人類組織、社會與生活方式的不同步,其實是比起技術本身更難解決又更容易忽視的問題。如何應對,其實將成為未來社會能否順利轉型的關鍵之一。

平臺屬于誰

如同盜火的普羅米修斯,科技公司釋放了技術的能力,帶來物質便利以及生活水平的提升;同時,也沖擊了原來的社會形態,可以說生產關系已經改變。

當科技公司越來越大,市值萬億的公司開始涌現。在2018年前10大上市公司中,有七名都是科技公司,而且前五名都是科技公司,都來自中美兩國。這個時候,科技公司變得體量更大,也意味著暴露在更多社會關系中,與監管用戶的關系日益復雜。

回顧經濟史,創新一直存在,從蒸汽機到鐵路,對世界帶來的改變巨大,甚至經濟的促進作用,也并不亞于互聯網。隨著人工智能等技術加持,互聯網進入轉折點。科技公司紛紛轉型平臺經濟,甚至讓“中臺”成為關鍵詞。

與此同時,平臺經濟也意味著公司規模擴張,利益相關者增加,對于監管以及信息的使用,都帶來各種挑戰。比如這些天,國內外都在熱議甚至盛贊的Facebook發行數字貨幣Libra,然而在國外Facebook的相關新聞,不少則集中于隱私丑聞導致活躍度下降等方面。

科技的發展,對于互聯網公司管理其實也提出了挑戰。互聯網公司從邊緣的創新,一躍而為成為社會主流公司,也意味著必須承擔更多社會責任。這個時候,科技公司僅僅擁抱平臺戰略或者進行中臺整合,已經不足以應對外界無日無之的打量。在6月羅漢堂年會上,阿里巴巴集團CEO張勇和三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由此對話,羅漢堂秘書長陳龍主持。這場對話核心議題之一,其實就在回應 ,誰是平臺經濟的受益者?張勇表示,平臺不是一個人決定的,平臺是所有利益相關方的平臺;甚至平臺型公司并不是平臺的所有者,而只是在運營這個平臺,只是平臺的一部分。

超越行業的知識思考

這些討論見仁見智,但從超越行業的視角來看,其實有不一樣的高度。當下,類似《黑客帝國》以及《三體》的科幻電影場景正在變為現實,對于人類社會沖擊逐漸展現。從數據的隱私安全到個人的職業保障再到階層的重組,都在接近轉折點。人類社會如何應對這些挑戰,其實是超越了我們當前的知識儲備;換言之,我們并非手握答案。認識到這一點,是第一步。

例如開篇談到的人工智能道德觀問題。討論這個問題,常常有個兩難選擇的經典場景,比如駕駛一輛失控汽車,假設必須選擇撞向一邊,左邊是老人,右邊是小孩,怎么辦?

類似的倫理難題,在人類開發人工智能的歷程中,也會遭遇不少類似的拷問。那就是,在多大的程度上、以怎樣的方式處理人工智能的“類道德問題”?與此相關,羅漢堂的學術委員會成員兩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分別有所闡述。2011年諾獎得主托馬斯.薩金特認為,機器并不是自己在學習,所以我們人類在給機器提供數據的時候,要努力去除掉一些偏見;2016年本特?霍姆斯特羅姆(Bengt Holmstrom)則指出,人工智能也是公司一員,有工作動機,應該給予其正確動機激勵。

人工智能的道德觀,這個問題并不是空想,不僅重要,甚至越來越迫切的問題。這個問題背后,不僅涉及算法以及道德問題,更是知識邊界拷問的問題。正如站在人類的角度,推進人工智能當然應該有道德觀,但是人工智能會不會有道德觀是另外一個問題,而且人類的道德觀,是否適用人工智能,則是更大的問題。

類似未來十大問題的提出,其實比起如何回答更有意義。正如藝術家杜尚所言,沒有問題就沒有答案;反過來說,好的問題往往也意味著解決問題的開始。

比如回顧歷史,知識革命的先驅,并不一定總是來自于學院體制。比如在歐洲工業革命時期,一些民間社團對技術革新發揮不小作用。比較著名的是英國月光社,他們就是由一些科學家與工程師甚至槍炮制造商等人自發組織。他們聚會的目的,不是為了賺錢,聚會的結果卻往往造成了科學可能性。制造蒸汽機的瓦特,就是其中一員。

當代智庫或者社群,其實也應該發揮類似的作用。國外有一個社群Edge,也是匯集各路聰明學者,發布年度重要問題。其中,一個聰明家伙就說,我足夠聰明到回答這些問題,但是我足夠聰明到提出這些問題么?好的問題,往往是成功的一半,集體智慧好過個人探索。知識邊界的拓展,永遠從跨界的提問開始。注:本文代表作者本人觀點,作者為資深財經觀察者,亦為經濟人讀書會創始人,更多思考可見公號《徐瑾經濟人》(ID:econhomo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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